美國日前發布了《贏得AI競賽：美國AI行動計劃》（下稱《AI行動計劃》），此舉意味著美國的人工智能（AI）發展已經完全從市場放任狀態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牽引的高度。不過，由于《AI行動計劃》帶有強烈的霸權思維，美國AI的“壓倒性優勢”在倒逼其他主要經濟體探索不同AI技術路徑和監管思路的同時，也會引發全球AI治理理念的撕裂與對立。
美國AI發展經歷了數據覺醒、深度學習和大模型推理等階段，但德意志銀行指出，需求的激增將對美國電力基礎設施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勢必制約AI發展。
《AI行動計劃》提出三重能源戰略：一是對傳統能源項目松綁并修改相關法規；二是實施電網升級戰略，包括建設輸電走廊、改造變電站、部署需求響應系統等；三是創新融資工具，設立“基荷能源信用增強計劃”，為天然氣管道、核電冷卻系統等長周期項目提供聯邦風險分擔，并且聯邦政府承諾長期采購數據中心電力，以增強項目融資可行性。
《AI行動計劃》還聚焦“算力即國力”，提出數據中心加速計劃和半導體供應鏈本土化兩大路徑。數據中心加速計劃包括發布行政命令、創建“合格項目”認定機制、開放聯邦土地、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等。半導體供應鏈本土化方面，設立回流基金、將先進制程芯片廠納入快速許可通道，國家實驗室轉型為中試基地，啟動“電子復興計劃2.0”，并要求國防部建立安全芯片儲備，完成外國芯片替代。
為支撐基礎設施建設，《AI行動計劃》提出勞動力全面重塑機制，包括更新職業技術教育（CTE）課程、發展學徒預備項目、建立AI人才培養中心、發布稅收優惠政策、建立“AI基礎設施職業圖譜”等。
《AI行動計劃》將AI創新置于核心位置，強調其對人類繁榮、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時指出現有監管框架對創新的阻礙。該計劃提出系統性拆除監管壁壘，清理聯邦法規，限制州級監管權力，推動開源生態與開放創新，創設實驗與應用推廣機制，并建立科研突破矩陣，以構建完整的創新生態系統，貫穿從基礎研究到全球競爭的全鏈條。
AI發展到今天，相應的安全風險呈現出多維度、跨領域、動態演化的特點。AI由此走到從“應用創新”向“規則定義”邁進、從“落地通用”向“有序監管”升級的關鍵階段。從基本成因與作用機制的角度看，AI風險可分為三類：一是貫穿全生命周期的技術內生安全風險，如算法漏洞、數據安全風險等；二是對社會系統產生沖擊的應用安全風險，如倫理失范、法律爭議，以及技術沖擊帶來的社會結構性失業等；三是AI技術霸權與治理能力的不對稱引起的全球治理結構性風險，如技術壟斷威脅、各國AI監管模式差異帶來的合規沖突等。
客觀來看，美國不僅擁有由OpenAI、Meta、谷歌和英偉達等組成的AI企業矩陣，還有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匯聚全球一流AI人才的頂尖高校，其AI研發費用占全球的六成以上。憑借如此宏大的產學研力量，開發出頂級AI安全產品并非難事。而且，《AI行動計劃》不僅明確要求所有獲得聯邦資助的數據中心必須實施“安全設計”架構，還指定國防部牽頭制定抗量子加密標準，建立起數據中心的“國家級攻擊抵御能力”，同時要求國土安全部組建“AI事件響應小組”，建立針對數據中心安全的威脅情報共享機制。因此，即便《AI行動計劃》對AI創新放松了監管，由此引起的技術內生安全風險可能不大，甚至完全可以屏蔽。然而，在應用安全風險與全球治理結構性風險方面，《AI行動計劃》能起到的作用或許并不顯著，尤其在全球治理結構性風險領域，《AI行動計劃》極有可能產生不小的負面影響。
從政策放松監管的訴求來看，《AI行動計劃》的直接目的是促進市場力量的創新，借此做大做強美國的AI產業，使其在全球AI的激烈競爭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其戰略目標是通過無與倫比的AI技術輸出，建立美國對全球AI的霸權地位。簡言之，就是以技術上的絕對領先實現對全球AI規則的主導。此外，盡管《AI行動計劃》明確了開源生態與開放創新的基本導向，但無論是開源還是開放，政策都具有非常明確的選擇性。其最終目的還是要通過聚合更多的第三方力量，幫助美國實現對全球AI治理規則的主導。
必須看到，基于防范AI應用安全風險與全球治理結構性風險的目的，目前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三種具有競爭性的主流監管模式。除了美國試圖以技術輸出搶占全球AI監管規則高地外，歐盟也提前建立了風險分級監管模式，中國則以技術可控為核心，側重于內生安全風險和應用安全風險，并主張技術主權與靈活治理工具相結合。由于歐盟的監管模式在平衡監管與創新關系上存在不少欠缺，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會給企業帶來不小的負擔，因此美國難以接受。同時，美國也不會認同中國的監管模式。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輸出的自身標準與規則就顯得更為自信與自我。然而，為了讓整個輸出過程變得更為流暢與快捷，美國更需要盟友力量的支持與聲援。
目前來看，無論是歐盟還是日本等經濟體，在AI技術力量上與美國的確存在不小的差距，客觀上也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于是，在明確了開源與開放模型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戰略價值，即向全球輸出“美國標準規則”與“美國價值觀”的基礎上，《AI行動計劃》確立了拉攏性與排他性并舉的技術出口戰略。一方面，《AI行動計劃》明確向盟友出口“美國全棧技術”（包括硬件、模型、軟件、應用和標準），同時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提出加強芯片出口管制，通過地理位置驗證技術阻止先進計算芯片流向中國，并堵住半導體制造設備管制漏洞。另一方面，《AI行動計劃》提出通過G7等多邊平臺打造“民主國家AI聯盟”，以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對抗中國倡導的AI治理模式。
可以看出，遵循“美國優先”的全球AI治理規則，必然導致全球AI技術標準生態的割裂以及全球AI治理生態的分化，也會在實踐中引起不同監管模式的對立與沖突，進而削弱和損害AI國際監管合作以及跨國企業行為合規的一致性效果。不僅如此，這種以自我為中心、各行其道的監管生態也很難凝聚起AI創新的合力，自然也就不可能筑起針對跨國界與全球性AI應用安全風險的屏障。更為重要的是，AI本應是普惠全球的公共產品，若技術大國與強者各自占山為王，甚至劍拔弩張，全球數字和智能鴻溝將永遠得不到真正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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