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可以借鑒日本等國家的成功經驗。
日本離岸金融的成功，核心在于“藏于無形卻賦能全局”的制度設計；它不追求輿論焦點，而是通過離岸金融市場與海外投資的協同，悄然夯實國家金融競爭力。我國可沿循“實體錨定、低調漸進、生態協同”的邏輯，探索符合國情的離岸金融路徑，為人民幣國際化與實體經濟“走出去”提供可靠、穩定和低成本的支撐。
第一，日元國際化：日本離岸金融的“第一推動力”。離岸金融市場的崛起，是日元從“貿易結算工具”升級為“自由兌換貨幣”的核心支撐。其發展歷程與功能設計，為各國的貨幣國際化提供了可復制的成功經驗。
一是歷史演進：從“貿易貨幣”到“自由兌換貨幣”的制度突破。1998年，日本修訂《外匯及外國貿易法》，徹底廢除了外匯管制的殘余條款，日元真正成為了“自由兌換貨幣”。這一變革使JOM（日本東京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的利率、匯率聯動性顯著增強：離岸日元拆借利率（Euroyen LIBOR）與東京同業拆借利率（TIBOR）利差收窄至5個基點以內，形成“離岸定價—在岸傳導”機制，為日元國際化奠定了穩定的金融基礎設施。
二是功能支撐：離岸金融市場對日元國際化的三大核心作用。貨幣國際化的核心是實現“支付、投資、儲備”三重職能，離岸金融市場正是支撐這三大職能的關鍵平臺：投資職能的“孵化器”，支付職能的“放大器”，儲備貨幣的“鋪路石”。
第二，南美“隱形日元經濟圈”的利潤匯回機制：離岸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典范。日本在南美（以巴西、阿根廷為核心）的經濟布局，展現了“離岸金融+產業投資”的深度協同。通過精密的利潤匯回機制，日資企業將南美當地的本幣利潤轉化為日元流動性，再經離岸金融市場反哺南美進行投資，形成“日元—南美”資金閉環，實現“局部日元經濟圈”的隱形擴張。
一是巴西：制度化框架下的“離在岸融合通道”。巴西是日本在南美最大投資目的地，2023年日資存量達780億美元（JETRO《南美投資報告》），其利潤匯回機制依托當地制度與離岸金融市場協同設計，實現“合規性+效率性”雙重目標。
二是阿根廷：資本管制下的“離岸節點串聯”機制。阿根廷長期實行外匯管制（CepoCambiario），官方匯回通道受阻，但日資企業通過“離岸節點串聯”構建了高效資金通道。
三是南美“隱形經濟圈”的離岸運作。日資企業在南美形成的“隱形經濟圈”，本質是通過離岸金融市場將局部區域嵌入“日元經濟圈”，取得了三重效果。由于未被官方高調宣傳，這一“日元—南美經濟圈”在統計上被歸為“第三國再投資”，卻在功能上完成了離岸金融對日元國際化的深層放大。
第三，“低調”策略的深層邏輯與多重紅利。日本在離岸金融與日元國際化中保持“低曝光度”，是基于歷史教訓與現實利益的主動選擇，帶來了宏觀金融穩定、微觀增效和地緣適配的多重紅利。
一是宏觀金融穩定：減緩外部沖擊的“安全墊”。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壓力劇增，離岸金融市場的“低調運作”成為關鍵緩沖，主要包括：對沖短期投機，穩定外匯儲備。
二是微觀企業競爭力：降低成本的“隱形工具”。離岸金融市場的低調發展，為南美日企提供了顯著運營優勢：融資成本優勢，匯率風險可控，稅務效率提升。
三是地緣政治適配：規避爭議的“潤滑劑”。南美多國對“金融殖民”高度敏感，日本的低調策略巧妙化解了這一矛盾。主要在于避免標簽化風險、減少國際輿論壓力、抗危機韌性更強等。
第四，鏡鑒與路徑：日本經驗對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具有多方面啟示。日本離岸金融市場（JOM）三十余年的實踐表明，其核心價值并非“高調宣傳”，而是以低調務實的方式構建“服務實體經濟—支撐本幣國際化—抵御外部沖擊”的自洽閉環。這一經驗對我國的啟示在于：
離岸人民幣市場需從“政策驅動”升級為“制度驅動”和“市場驅動”，從“規模競賽”轉向“質量競賽”，最終形成反哺實體經濟、穩健支持人民幣國際化和有效隔離外部沖擊的良性閉環。具體可從以下六方面著手。
一是實體錨定，讓離岸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避免離岸資金“脫實向虛”，需將交易與真實貿易、投資深度綁定。借鑒日本南美利潤匯回機制，我國可聚焦“一帶一路和離岸經濟”相關國家的產業鏈，在上海自貿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貿港等區域試點“離岸賬戶+產業聯動”模式：
設立“離岸人民幣實體標貼”制度，僅對底層交易為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或FDI/ODI的融資和結算等業務，給予授信支持和稅收優惠；搭建跨境“貿易—物流—資金流”大數據核驗平臺，自動比對海關艙單、發票與資金流，防范虛假貿易和套利；針對東南亞制造業集群，設計“人民幣離岸結算+跨境供應鏈融資”工具，支持中企在越南、印尼等國的工廠以人民幣完成設備采購與利潤匯回；允許離岸人民幣利潤直接投向“一帶一路和離岸經濟”相關國家的市場化項目，形成“人民幣—區域經濟”內循環。
二是本幣循環，沉淀離岸流動性為資產池。借鑒JOM“外幣—日元互換市場”經驗，將短期離岸流動性轉化為長期本幣資產，是支撐貨幣國際化的關鍵。
一方面，在上海自貿試驗區、海南和前海等試點區域打造“人民幣—外匯雙向資金池”，允許跨國企業實時歸集、兌換和投放全球人民幣頭寸，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構建多層次人民幣安全資產體系，通過常態化發行“離岸央票+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形成完整的安全資產曲線，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流動性管理工具與抵押品，增強離岸金融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持有意愿。
三是風險隔離，以“電子圍欄”替代“物理隔離”。風險隔離需兼顧“開放”與“安全”，避免外部沖擊傳導至在岸市場：
利用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設定“用途、主體、期限”三把鎖，實現離岸與在岸資金的“可穿透、可隔離、可熔斷”；建立離岸人民幣逆周期因子，對跨境資金流動實施動態宏觀審慎調節，既防止“熱錢”大進大出，又避免“一刀切”誤傷合理需求；每年選取美聯儲加息、地緣沖突升級等高風險場景開展跨部門沙盤推演，建立“離岸人民幣運行指數”，實時監測流動性缺口、匯率波動等指標，觸發閾值即啟動應急回購、貨幣互換等工具。
四是稅制中性，以“透明穩定”替代“稅率洼地”。借鑒日本JOM“無額外優惠、僅保透明”的稅制設計，減少政策套利：
對離岸人民幣業務實行“稅率與在岸一致+流程極簡+爭議快速仲裁”的中性安排；引入“預先裁定”機制，允許跨國企業就復雜跨境結構申請3—5年不變的稅務處理，降低合規不確定性，讓企業成本可預期。
五是法治與生態構建，掌握規則話語權與生態主導權。一方面，法治層面。在上海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離岸人民幣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與國際慣例接軌，但仲裁地、適用法律均在中國，確保裁判權可控；推動離岸金融合同示范文本“中國版本”輸出，逐步嵌入人民幣計價的ISDA、NAFMII主協議附件，提升規則接受度。
另一方面，生態層面：借鑒日元“離岸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產業布局創造需求”的雙輪驅動邏輯，在倫敦、新加坡等現有離岸中心基礎上，拓展與中東、拉美資源國的合作，推動石油、礦產等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結算，依托離岸金融市場形成資金池；支持國內金融機構與“一帶一路和離岸經濟”相關國家的金融機構建立戰略聯盟，復制日本“離岸節點串聯”模式，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場景。
六是秉持“低調漸進”策略：為制度磨合留足空間。充分借鑒日本通過低曝光度，減少外部壓力的經驗。
一方面，在自貿試驗區試點中，優先完善“離岸賬戶功能、稅收政策和監管協同”等基礎制度，而非急于打造“國際標桿”。
另一方面，積極借鑒日本“離岸—在岸利率聯動”經驗，逐步縮小離岸人民幣拆借利率（CNH Hibor）與在岸利率（Shibor）的利差，避免短期投機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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