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6日宣布，將對所有進口半導體產品征收100%關稅，這將適用于“所有進入美國的芯片和半導體”，但對承諾在美國本土投資建廠的企業給予豁免。這一舉措不僅宣告拜登政府補貼驅動制造業政策的退場，也標志著特朗普試圖通過懲罰性關稅推動產業回流的戰略再次提速。
2024年，美國共進口逾600億美元芯片產品，其中超過八成來自亞洲，供應者主要來自中國臺灣、韓國、馬來西亞、越南、日本和泰國。相比其前任政府主要依靠財政補貼強化本土產能的政策路徑，特朗普試圖以高關稅取代“激勵機制”，通過“建則免、拒則罰”的強硬方式，迫使全球芯片企業在利益權衡中屈從其政策，在美國落地建廠。
盡管政策尚未正式落地，但高關稅威懾已在短期內催生了一批“表態式投資”。蘋果宣布將在美國追加1000億美元投資，臺積電、三星、SK海力士等也因承諾在美國建廠獲得豁免，成為特朗普政策下的“象征性成功者”。
然而，這些“順勢而為”的資本承諾，實質是對貿易壓力的被動回應。一些所謂的“新增投資”實則為既有計劃的重新包裝。例如，蘋果在年初已承諾未來四年在美投資5000億美元，此次新增承諾很大程度上是此前計劃的延伸，而包括iPhone在內的整機組裝等核心環節仍主要布局在印度和越南。
全球電子制造業的地域分工早已形成高效率、高依存的格局。在這一結構未發生根本改變之前，試圖以關稅手段進行系統性轉移，不僅成本高企、落地艱難，也極可能擾亂企業布局、推高消費品價格，從而加劇產業鏈內外壓力。
首先，制造環節回流并不等于重建完整產業鏈。美國長期缺乏低成本、規?；呐涮左w系，難以支撐從芯片設計、晶圓制造到封裝測試和整機裝配的全流程閉環。在特朗普此前已對鋼鐵、鋁、銅等產品征收高達50%關稅的背景下，此次芯片加稅疊加其上，勢必進一步推升企業運營成本。更關鍵的是，美國本土尚不具備高端晶圓制造能力，英偉達、AMD等芯片設計企業仍高度依賴臺積電與三星等亞洲代工資源。盡管相關企業承諾擴大在美采購，但東亞以外的先進產能遠不足以支撐當前需求，而臺積電位于亞利桑那州的工廠亦因成本高企、工期延宕進展緩慢，短期內難以形成穩定供給。特朗普設想中的“自給自足”模式，反而可能在制造瓶頸與關稅壓力下，引發更嚴重的“芯片荒”。
其次，關稅的傳導效應將迅速波及整個實體經濟。盡管特朗普聲稱在美國本土生產芯片的企業可獲豁免，但作為通用性基礎零部件，半導體幾乎嵌入所有現代工業產品，從汽車、家電到醫療設備和軍工系統，幾無例外。據美國汽車協會測算，僅對芯片制造設備征收25%關稅，就可能使每輛汽車成本上升1200至2500美元。若整類半導體產品被加征100%關稅，其外溢效應將成倍放大。家電、消費電子、通信設備等行業將面臨系統性成本上行，不僅壓縮企業利潤，更會將成本壓力傳導至終端消費，推高整體物價水平。
再次，關稅政策對創新動能的抑制被嚴重低估。高技術企業的研發投入高度依賴于對未來市場規模和回報周期的穩定預期，而高關稅導致的市場割裂，往往迫使企業在多個國家重復設廠，既難形成規模效應，又顯著推升固定成本，削弱創新意愿。一項對1870至1909年美國制造業的新研究發現，關稅每上調10個百分點，企業生產率平均下降25%至35%。此外，政策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正使部分企業將戰略重心由產品創新轉向合規運營，資源更多投向政治風險管理而非技術突破。那些認為美國可以單方面筑起關稅壁壘、壓縮他國市場、卻仍保有全球銷售優勢的設想，則明顯過于樂觀。關稅戰正在同步壓縮全球潛在市場，從根本上削弱企業持續投資與跨國創新的動力。
一枚芯片，連接的不只是一個終端產品，更是一條跨越國家的知識、資本、人才與信任鏈條。以100%關稅強行切斷這條全球協作網絡，或許短期內能逼出幾座“政治合規”的工廠，但市場碎片化與強制施壓下的投資，終將削弱全球創新體系的協同效應與資源配置的最優路徑。高墻之下，筑不出芯片強國。被削弱的只會是美國自身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地位。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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