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李在明23日到訪日本,并與日本首相石破茂舉行會談。這是李在明6月就任后除參加國際會議外的首次出訪。他在24日結束訪日行程前往美國,這是韓國總統自1965年以來首次在訪美前訪問日本。雙方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并確認恢復穿梭外交。
李在明首訪選擇日本有多重意味。其一,打破了韓國總統通常“先美后日”的外交慣例,彰顯其實用主義外交新意;其二,借改善韓日關系修正自己在野時期的“反日”形象,減少美日質疑;其三,展示對韓日、美日韓三邊合作的重視,為赴美創造政治氛圍。
韓日關系仍暗流涌動
韓日雙方認為此次會談成果頗為豐碩,既有象征意義,也帶來若干具體合作框架。
第一,雙邊關系有所回暖。李在明上任后兩個多月就啟動穿梭外交,韓日領導人時隔17年再次通過正式文件公布會談成果,這既是雙邊關系回暖的重要標志,也是避免因矛盾中斷溝通的制度保障。
第二,合作議題得到拓展。除半島無核化與安保合作外,雙方決定設立副部長級磋商機制,探討低生育率、地方發展、災害治理等韓日兩國面臨的共同課題,并在氫能、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展開合作。
第三,人文交流持續深化。雙方深化“打工度假”簽證制度交流,這種軟性合作被視為改善國民感情的潤滑劑。近期韓國國內的民調顯示,韓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日本的認知有大幅改善。
第四,歷史議題淡化處理。李在明選擇輕描淡寫地處理慰安婦、強征勞工等爭議,強調“正視歷史但更要面向未來”。相比文在寅時期的“歷史優先”與尹錫悅時期的“快速讓步”,李在明采取了折中的多軌并行政策,既避免刺激日本,也緩和韓國國內輿論。
然而,雙邊關系看似回暖,實則暗流涌動:其一,歷史問題仍是避而不談,只是暫時擱置。此舉已經引起韓國國內進步陣營對李在明上臺后“對日低姿態”的強烈批評,甚至認為他與尹錫悅的對日政策并無不同;其二,經貿領域的水產品進口爭議遭回避,但矛盾依舊;其三,對朝政策上,日本強調強硬路線,韓國則保留靈活性。
展現加強美日韓合作決心
李在明政府外交布局的核心是實用主義外交,即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強調平衡與務實。整體布局可歸納為四個層次:
第一,美韓同盟是基石。李在明政府提出打造“未來型全面戰略同盟”,將軍事同盟延伸至經濟與科技合作等領域,以確保同盟在地區和全球治理中具有新功能,并成為美國進行地區和全球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韓美日合作是關鍵。韓國將三邊合作視為地區安全與國際地位的“杠桿”。尹錫悅時期已確立“日本優先”排序,李在明進一步將日本確立為僅次于美國的核心伙伴。實際上,雖然李在明選擇優先訪日,但從根本上還是做給美國看的。因為韓國知道美國希望加強美日韓三邊合作,而三邊合作的薄弱環節是韓日關系,所以李在明有意在訪美之前展現韓國改善韓日關系和加強美日韓合作的決心。韓國國家安保室長魏圣洛24日強調,此次韓日首腦會談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落實和強化美日韓合作”。
第三,中韓關系重在維持平衡。與前任相比,李在明希望發展成熟的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4日至27日,以韓國前國會議長樸炳錫為團長的特使團訪問中國,這一安排顯示李在明意在維持平衡。
第四,加強與全球南方合作。李在明繼承文在寅的新南方與新北方政策,強調多邊主義與外交多元化,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
在這套布局中,韓日關系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外長和總統首訪均選擇日本,本質上是為了向美國證明:即便是進步派政權,韓日關系也不會倒退,反而會積極修復,并進一步成為連接韓美關系與美日韓合作的“橋梁”。
加劇亞太地區沖突風險
近年來,美日韓三邊合作從松散協調逐步走向“同盟化”,尹錫悅政府時期這一趨勢已明顯加速,李在明也擺出了韓國在外交布局中優先考慮美日韓合作的政治姿態。然而,這一動向不僅改變了東北亞的安全格局,也可能為亞太地區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
首先,加劇半島緊張,削弱對話空間。美日韓三邊合作往往將對朝制裁和遏制作為核心議題之一。此次聯合公報中,韓日雙方強調將共同推動聯合國安理會落實涉朝決議。這在朝鮮看來是外部勢力的“圍堵”,半島和平進程將更加艱難。
其次,推動東北亞安全格局陣營化。美日韓合作的實質性強化,將在東北亞地區人為塑造陣營對立。韓國通過與日美緊密合作提高自身安全感的做法客觀上推動區域安全走向陣營化,壓縮了東亞多邊對話機制的空間。這種趨勢不僅損害地區穩定,也讓小國在大國博弈中失去靈活回旋的余地。
第三,壓縮亞太地區合作空間。雙方在聯合公報和記者會上所涉及的“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反對任何試圖通過武力或脅迫手段單方面改變現狀”等表述,明顯與美日戰略相呼應。這將使得韓國的回旋余地逐漸縮窄,迫使其在科技、供應鏈和安全議題上更多地站在美日一側,對于亞太經濟高度互聯互通的現實而言,這種戰略收縮無疑會增加區域供應鏈的碎片化風險。
由此可見,韓國強化與美日合作,固然能在短期內提升自身的戰略能見度,但其長遠代價卻是推動區域陣營化,并加劇亞太地區沖突風險。這種實用主義外交的結果,很可能反而讓韓國陷入更加艱難的安全與經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