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進一步升級關稅戰，公布了針對所有貿易伙伴的“對等關稅”政策，全球經貿體系遭受巨大沖擊。分析人士表示，美國已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第三國需要減少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依賴，同時擴大與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系，并且針對中美分別制定策略，采取與雙方都接觸的更加務實的戰略，而不是二選一。
在界面新聞本周參加的智庫“中美研究中心”（ICAS）主辦的一場線上研討會上，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授恩里克·杜塞爾·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表示，美國正將貿易政策與“國家安全”捆綁，導致多邊規則失效。但是中美墨三國產供鏈日益融合，不能忽視中國的存在，因此，加拿大、墨西哥等第三方國家需要制定兼顧中美雙方的策略。
來自北美的其他與會經濟學家們仍然普遍支持基于規則的世貿體系規則和自由貿易精神，并建議第三方國家可以建立一個俱樂部，促進自由貿易。另外，他們認為，隨著各國重組供應鏈，可能會出現國家內部以及區域的投資熱潮。而這種投資熱潮也有助于降低加拿大、歐洲、拉丁美洲、亞洲之間的貿易壁壘。
對于國家內部的應對策略，渥太華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研究生院教授帕特里克·勒布朗（Patrick Leblanc）以加拿大舉例稱，為了減少對美國經濟和安全保護的依賴，加拿大可以繼續發展與歐盟和CPTPP國家的關系，但是中小企業仍因文化、地理相近等因素更傾向于與美國貿易。他建議政府與企業合作，提供實際資源而不是簡單的一份聲明指導，來支持中小企業開拓更遠的新市場，同時消除省際貿易壁壘以提升內部經濟活力。
美國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多位與會專家表示，特朗普政府對親密盟友也揮舞關稅大棒，單方面撕毀多個貿易協定，引發盟友對其信譽的懷疑，認為美國不再是可靠的朋友。
特朗普自今年1月底重回白宮以來，不斷升級關稅政策，這包括針對所有貿易伙伴10%的最低基準關稅，以及針對多個重點國家和行業的更高的稅率。
勒布朗表示，這屆美國政府顯然走得比任何人預期的都遠，這尤其對加拿大人帶來了心理上的巨大沖擊，同時特朗普隨意加征關稅的做法已經對北美供應鏈造成實質性破壞，尤其是在汽車行業。
“我們一直是美國的好伙伴，我們一起做生意、一起建設。但現在我們被指責了許多毫無根據的事情，比如芬太尼和移民問題，甚至被威脅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勒布朗說，“我們不能信任這屆政府，也不清楚四年后是否會恢復正常。所以現在加拿大的策略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減少對美國經濟和安全方面的依賴，并與其他國家發展關系。”
莫克也表示，美國在與其他伙伴建立新關系方面存在信譽問題，引起傳統盟友擔憂。特朗普聲稱其他國家一直在“偷走美國的工作”、“在貿易中作弊”，但是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無論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中，還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案件中，美國都有長期試圖占其他國家便宜的歷史。比如，美國的農業補貼長期以來一直是爭議的焦點。美國在與加拿大的軟木木材爭端中反復敗訴，最終是加拿大同意自愿出口限制。
多位經濟學家表示，從純經濟學領域理解特朗普關稅政策是行不通的，應該從政治經濟學領域入手。
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教授喬治·葉戈羅夫（Georgy Egorov）表示，特朗普關稅的實質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與特殊利益群體密切相關。他的關稅政策出臺是以下兩股力量的結合。
“首先，關稅可能是特朗普為達成其他協議而采取的開場動作，他喜歡談判和交易。”葉戈羅夫表示，另一個更宏觀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華盛頓內部，美國兩黨對中國經濟的認識形成了共識，關稅的實施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彼得斯指出，美國正在將其國家安全概念作為對華關系的核心主題，無論是自由貿易協定、孔子學院還是電動汽車，都被置于“美國國家安全”的框架下。同時，美國還正把這一概念外包給其他國家，迫使他們跟隨。
基于規則的世貿體系規則仍然重要
彼得斯表示，目前我們正在見證世界秩序的深刻轉變。美國作為二戰后世界秩序的創立者，正在撤回其參與，這意味著多邊主義、互惠和國民待遇等當前世界秩序的基礎將不再有效。
帕特里克則認為，基于規則的世貿體系規則，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來說可能終結，但對加拿大、墨西哥、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或地區來說并非如此。因為許多國家仍然相信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因而他們可以組成中等國家俱樂部，共同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
“雖然中美是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但全球經濟還有其他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不應該忽略這些國家也可以彼此合作的事實。”他說。
莫克認為圍繞歐盟的新秩序可能會形成，因為歐盟是足夠強大的一個經濟體。主要挑戰在于兩方面，一是這個俱樂部能否找到一種方式進行信譽建設，確保自身具有讓人信服的履約能力；二是俱樂部中的各方能否共同行動，而不是互相破壞或者總是期待別國率先站出來解決問題。
他還表示，隨著各國重組供應鏈，可能會出現國家內部以及區域的投資熱潮。而這種投資熱潮也有助于降低加拿大、歐洲、拉丁美洲、亞洲之間的貿易壁壘。
多位專家表示，在這種不確定性的環境中，現有供應鏈受到打擊，企業面臨很大的困難，往往會推遲大型投資，并做一些邊際調整。
帕特里克表示，在目前情況下，第三國企業能夠找到確定性的唯一方式可能是優先在自己國家內部投資，同時嘗試加強或發展與其他有自貿協議的合作伙伴的經濟關系。
彼得斯提出“新的三角關系”這一概念，指的是在產供鏈方面，墨西哥等第三國同時與中美存在緊密聯系，因此第三國不應該簡單站隊，而是要采取與中美都發展經貿關系這樣的務實策略，制定針對美國和中國的短期、中期和長期議程。
根據他的研究，1995年墨西哥對美出口中的中國附加值為0，2020年已達到7.5%，2024年這一比例將會更高。而墨西哥70%的進口產品是跨國公司（主要是美國公司）主導的。比如，通用汽車、福特等跨國公司都在墨西哥設立了分支機構，他們從中國等地進口零部件和產品，在墨西哥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國。
“我們需要理解這種新的三角關系，并且不能簡單的在中美之間二選一。想象一下，如果沒有中國，墨西哥將不得不光腳走路，手機無法使用，地鐵站、港口和機場也無法運轉。中國的存在是現實，我們不能假裝它不存在。”彼得斯說。
高關稅帶來腐敗，或讓美國更窮
與會專家表示，通過關稅讓制造業回流美國難度很大，因為再工業化需要長期努力，這并非易事。即使回流目標實現，也未必會真正惠及普通美國民眾。
葉戈羅夫認為，特朗普支持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制造業相關群體。而關稅還受到部分企業和政治家的喜愛，因為它可以成為交易的工具。未來幾年，美國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制造業回流，但這未必會顯著增加就業，原因在于自動化使得制造業就業機會持續減少。
“如果我們將制造業產出帶回美國，我們將為機器人創造就業機會，而不是為人類。”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斯·哈里根（James Harrigan）也表示，1945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就業在勞動力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在直線下降，主要是因為自動化。
莫克也提醒，從長期來看，這反而可能讓美國更窮，因為相關受益企業會不斷游說政府，催生腐敗，而且會自我強化這種行為，因為他們發現這比研發創新更容易和賺錢。這在阿根廷以及其他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中都得到了證明，這些曾經推行保護主義的國家的腐敗現象都顯著上升。
“我最擔心的是，特朗普可能會讓美國企業成為‘芬太尼成癮者’，沉迷于游說貿易壁壘，而放棄創新。”他說，美國鋼鐵關稅的歷史表明，保護主義導致CEO薪酬上漲、工作崗位減少、研發投入下降，而游說活動激增。
莫克援引研究稱，201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析了1963-2014年間關稅對151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影響，發現從中期來看，高關稅會導致國內產出和生產率顯著下降。也就是說，關稅往往讓國家變得更貧窮。
“我希望美國人能對關稅說不。如果我們都沉迷于貿易壁壘，企業可能會變成貿易壁壘的游說專家而不關心其他事，這將是一個非常不愉快的未來。”莫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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