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們的先輩經過浴血奮戰，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翻過了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我們的先輩以遠見卓識，建立了聯合國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寄托人類新愿景，開啟合作新時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2015年，聯合國成立70周年，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
10年來，國際局勢變遷進一步證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思想是人類社會千百年來所凝聚的寶貴財富，是二戰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轉型穩健推進必不可少的思想依托，是變亂交織時期實現持久和平的有力精神武器。
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內涵與意義愈發需要得到闡釋與弘揚。“二戰結束前后，國際社會作出的最重要決定就是成立聯合國。”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無疑是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一個恰當時機與重要抓手。
馮紹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一類高校智庫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首席專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委員、“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委員會委員，華東師范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曾任上海市政府立法咨詢委員、決策咨詢專家、外事咨詢專家，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
「進一步弘揚與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切實維護聯合國權威」
無論經歷了多少各有千秋的社會形態、見證了多少文明的起落跌宕、遭逢了多少發展進步與戰亂災難，人類所共同持有的基本要求就是追求美好生活，人類交往的基本取向就是要通過多樣性的合作與競爭探尋共同接受的理念與準則，人類追求的理想就是實現一個公正和平、多元包容、“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聯合體。
從根本上說，只要人作為一個“類”而存在，就必然存在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價值訴求。之所以提倡全人類共同價值，歸根結底是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存在所規定的。
一方面，本土與全球，專屬與共有，分殊與普遍，全人類共同價值與各地域、各民族、各領域對價值觀的多樣性認知與實踐因相互辯證統一而存在，互相激蕩，難以分離。
另一方面，人類歷史作為相對統一的總體進程，農業化時代面臨工業化挑戰，工業化時代面臨信息化挑戰，信息化時代面臨人工智能革新挑戰。面臨前赴后繼的挑戰，需要持之以恒的應對。這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作為價值理念最大公約數，且為世人愈益接受的基本動因。
誠如馬克思所言，隨著市場的拓展，世界歷史逐漸進入統一發展進程。“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與世界文學形成過程類似，在進入全球資本時代后，全人類共同價值得以打破地方閥域而出現。尤其是在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后，全球性挑戰加速呈現，進一步促使全球性交往深化，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趨于更加成熟而普遍呈現。
近年來，學術界廣泛探討的一個話題是，能否從全球轉型的視角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宏大而又復雜的過程。所謂全球轉型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是把全球轉型過程看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從西方主導的殖民時代，歷經啟蒙、工業化、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兩次世界戰爭，以及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和民族獨立運動興起，一直到冷戰終結、蘇聯解體，歷史又并未如有人所稱的“走向終結”。相反，隨著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成長，逐步過渡到西方與非西方世界并存的前所未有的多極化格局。
二是把全球轉型看作為一個橫向展開的宏大結構，既發生在各國的內部，也發生在整個國際社會層面，而各國對外政策與戰略乃是國內與國際兩種轉型之間的紐帶。三個方面互相呼應、互相制約且大體同步的結構性變遷，就是一個全球轉型的過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這樣一個前所未見的全球轉型過程。一方面，舊世界已然老去，而新世界尚未形成；另一方面，與歷次全球轉型相比，這次全球轉型又可能會不一樣。
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民族主權國家體系首次誕生，到1814年維也納體系大國協同格局問世，再到1918年凡爾賽體制尤其是運行至今的1945年雅爾塔體制，歷史上這一次次具有全局意義的國際新秩序降臨，先后伴隨著歐洲三十年戰爭、拿破侖戰爭、一戰與二戰，即基本是由全面戰爭的勝負結果所決定的。
這一次，冷戰結束之后的全球轉型，是在并沒有爆發世界級戰爭的總體和平的背景下發生的。盡管人們擔憂俄烏沖突、中東戰爭是否會演變成為一場全面戰爭，但可以明顯察覺：人們正以極大的努力爭取延續全球轉型以和平方式推進的軌跡，盡可能避免重蹈全面戰爭的悲劇。
和平條件下的秩序轉型，無論是成敗勝負，還是利益與空間關系界定，都不似戰爭條件下的殺伐決斷、界限分明。戰爭條件下，坦克開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和平條件下的轉型與更替，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需要協調遠為復雜的利益關系，需要以富于創意的制度構建來創造一個新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轉型行穩致遠既需要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更需要以共同價值目標為引領。
值此關鍵時刻，我們迎來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是二戰勝利成果的集中體現，是守護人類遠離世界大戰悲劇的堅固屏障與制度依托。
回顧80年發展歷程，聯合國不僅是二戰勝利成果不可更改的見證，也是二戰結束以來人類維護和平、追求正義、謀取發展的實踐典范。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從來沒有過各種膚色、各種文明、各種不同社會制度與發展水平的國家與民族能夠平等地在一個平臺上如此共享尊嚴與權利。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聯合國是一個能夠團結各國人民以及弘揚正義、戰勝邪惡的歷史舞臺。
“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牢記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停止地區沖突，防止世界戰爭包括核戰爭的發生，需要聯合國體系的各個重要機制——從安理會、聯合國大會，到維和機制等各層次、各領域功能一起開動，施展影響。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與完整，是聯合國宣章堅定不移的政治誓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僅需要重申，還需要更為行之有效的國際法保障體系將這一原則付諸實施。
全球經濟走出困境、排除干擾，重回合作、均衡發展，需要聯合國機制下各大經濟組織重新恢復功能、釋放活力，切實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發展脫貧、生態保護、救災防險、人道援助等各項緊迫事務，需要聯合國體系集中各方力量與智慧，發揮好從總體協調到具體推進的多方面功效。
面向未來，要進一步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從敘事起步構建，從地區著手經營，從領域實踐規范，從過程循序推進，切實維護聯合國權威，穩固聯合國在協調各國利益、團結應對挑戰中的核心地位。
「將公平正義與民主自由相兼顧、謀求發展與天下為公相統一」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何去何從，面臨選擇。
國家間關系超越意識形態和平共處，還是任憑過度意識形態化的敘事阻礙國家間正常交往？
追求民主與自由是人類作為“類”的既定邏輯，也是多少年來各國志士仁人以鮮血與生命追求社會制度進步、爭取和平正義的巨大動力。
但是，國際社會的多樣性存在——包括在不同歷史條件下以不同方式、不同進程的組合來推進民主改革、謀求生存發展——是否可以簡單地僅僅化約為意識形態間的制度與模式之爭；或者，表面上以所謂“既是伙伴，又是制度對手”作為國家間關系的定格，實際上卻是把不同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存在作為國家戰略尤其是大國戰略的基本出發點；甚至，當自身民主制度出現裂痕、急需修補之際，反以“民主”為由，強行推動其他國家國內制度更替……
很遺憾，冷戰結束后特別是世紀之交后的國際政治中，首先是在大國關系演進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意識形態敘事的過度操弄，已成為國際關系紛爭激化的重要由頭。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穩妥處理各國以不同方式追求自由、推進民主與追求整個國際關系民主化這兩個宏大過程的相互關系，是重大歷史關頭實現正義、維護和平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國際社會秩序就能實現穩定，國際關系就能得到發展。
中國人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堅定而明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國際關系應秉持“真善美”原則，還是聽任無序、偽善、粗暴？
全球化轉入低潮后，國際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無序、失范、不確定性。幾十年來，推動與保障全球化和各國正常交往的國際組織、國際規范遭逢前所未見的擾動與破壞——包括曾參與創建這些機制的主要大國“脫群”與“退席”。本應體現人類文明高度的國家間外交與商務交往，因個別國家只想讓自己強大，不擇手段打擊對手、脅迫盟友，而變得強暴、偽善、無知、粗野。一些宣稱秉持正義、直面真相、推動交往的國際傳媒，也愈發暗幕重重、流言四起、真假難辨，令善良的人們無所適從。世風變遷，人心動蕩，有識之士不由發問：當代國家間的政治行為還能否奉行“真善美”的原則，昭明天下，協和萬邦么？
面對動蕩與亂局，全人類共同價值所提供的思路，既非“文明沖突”，也非“制度對抗”，而是經對話交流，不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
多極時代是否只能風行地緣政治，還是更應由共同價值引領？
被稱為“超現實主義”的當代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家曾斷言：單極霸權與全球化時代才能推行自由主義，而在多極時代，必定風行地緣政治和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若是遭逢地緣政治與民族主義的挑戰，勢必一敗涂地。
僅就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內部爭論而言，現實主義流派對于西方自由主義國際政治價值觀的批評，某種程度上擊中了后者的要害。自由主義流派主張通過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推廣西方價值與制度模式。確實，若就冷戰終結后30多年來的實踐而言，雖然它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然而并非得其所愿，也難言成功。
問題在于：其一，這并不等于多極化時代條件下真正體現自由主義精神的原則可以被全然拋棄。相反，自由貿易、市場自由開放、企業自主選擇等原則始終是繁榮經濟、促進民生、推動進步的基本動因。即使在多極化時代條件下，追求人類愿景中的自由依然是大道之行。
其二，地緣政治與民族主義也未必只是在多極化時代才能大行其道。單極霸權時代，地緣政治擴張與民族主義情緒同樣是強權手中的手段與工具。換言之，西方國際政治理論流派中無論主張價值與制度優先的自由主義，還是傾向于地緣政治抗衡和民族本位的現實主義，都不能真正客觀全面詮釋當代國際政治的復雜現象。唯有將公平正義與民主自由相兼顧、將謀求發展與天下為公相統一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才可能真正引導全球轉型的穩健推進。
多元文明興起條件下，聽任唯我獨尊、孤傲自賞，還是互學互鑒、謙虛謹慎？
與近現代世界歷史以來的任何一次國際秩序的重大更替不一樣，當今時代不僅又一次面臨國際秩序深刻改革與變換，而且歷史正在見證：來自非歐美文明的新興國家群體會如何史無前例地與歐美國家共同推動這一改革與變化的進程。當各大文明風云際會的時刻，毫無疑問這將是一次極其難得的學習過程。
對于各大文明間這種千載難逢的互學互鑒，中國人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種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處于全球轉型的關鍵時刻，中國在謀求自身生存發展的同時，應該可以為人類精神世界的繼往開來作出貢獻。要以中華文明自強不息、關懷天下的傳統為底蘊，以自我革命、開拓創新精神為指引，以堅韌不拔、百折不回的勇氣與實踐，去擔當起人類共同使命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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