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債規模近日突破37萬億美元，膨脹速度遠超預期，創下歷史紀錄。
37萬億美元意味著什么？
美國彼得森基金會指出，如果將債務分攤給美國民眾，相當于每戶家庭負債28萬美元，每個人負債10.8萬美元。
伴隨“大而美”法案放寬舉債上限，減稅蠶食財政收入，國債利息支出飆升，財政缺口持續擴大。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提高關稅增收，但收效甚微。
面對債務和赤字壓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矛頭對準美聯儲……
債務激增
所謂債務上限，是指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最高舉債額度，用于履行已經產生的支付義務。一旦觸及“紅線”，財政部將失去借款授權，無法發行新債，只有國會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才能避免政府停擺與債務違約的風險。
根據美國財政部發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8月12日，美國國債總額首次超過37萬億美元。2024年11月，美國國債才突破36萬億美元大關，如今僅過去幾個月就創造了新紀錄。而在2020年1月，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這一規模要到2030財年之后才會出現。
彼得森基金會8月12日警告稱，“如今美國增加國債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得多。”
從34萬億美元到35萬億美元，美國用了7個月（2024年1月至7月），而從35萬億美元到36萬億美元僅耗時3個多月（2024年7月底至11月）。盡管36萬億美元到37萬億美元用了9個月（2024年11月至2025年8月），但在特朗普7月4日簽署“大而美”法案，將債務上限提高5萬億美元至41.1萬億美元之后，僅37天內，美國國債便增加了7800億美元，折合日均增長約220億美元，相當于每秒增加5.5萬美元。
據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JEC）預測，按照目前的日均增長速度，美債總額將在大約173天內再增加1萬億美元。
美國媒體指出，“不斷膨脹的債務負擔將懲罰子孫后代。”
彼得森基金會首席執行官邁克爾·彼得森警告稱，持續的借貸會推高利率，增加家庭和企業的成本。
同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第二季度，全美家庭總負債達18.39萬億美元，信用卡違約率創14年來新高，近一半持卡人無法全額償還欠款。在高物價、高債務和高利率的三重擠壓下，家庭儲蓄與消費能力正在被侵蝕，財政失衡的宏觀風險正轉化為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切實壓力。
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社會對美國財政的信任正在削弱。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已相繼剝奪美國的AAA最高信用評級。今年5月，穆迪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1，并直言美國財政狀況“持續惡化”。
關稅難填
債務雪球的核心驅動力在于入不敷出的財政結構。
支出方面，社會保障、醫保和國債利息三項強制性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從1965年的34%猛增至2024年的73%，極大地壓縮了政府在可自由支配項目上的調節空間。
在高利率環境下，國債利息支出成為美國政府債務的致命負擔。美聯儲為抑制通脹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4.25%—4.5%的高位，導致美國存量債務再融資成本激增，形成了發債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惡性循環。
據估計，2025年，國債利息支出將高達1.4萬億美元，占聯邦財政收入的26.5%。
收入方面，“大而美”法案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壓力。據統計，該法案延長了2017年的減稅措施，直接導致2025財年美國稅收收入同比減少2200億美元左右，預計未來十年減少財政收入4.5萬億美元，從而進一步擴大收支缺口。
美國聯邦預算問責委員會（CRFB）嚴厲批評該法案是“對財政責任的公然蔑視”，預計其將在未來十年額外增加超過4萬億美元的國債規模，并埋下“財政懸崖”的隱患——若法案中的核心政策在到期后得以延續，未來可能還將增加數萬億美元債務規模。
CRFB主席馬婭·麥吉尼亞斯直言：“美國財政狀況嚴重失衡，國會卻不斷讓情況惡化。”
為應對巨大的財政缺口，特朗普政府將提高關稅稅率作為主要的增收工具。美國財政部官員透露，受此政策影響，今年7月的凈海關收入從去年同期的約71億美元飆升至約277億美元，同比增幅高達290%，創下歷史新高。
數據顯示，自今年4月啟動“對等關稅”以來，美國海關收入持續攀升，在本財年前十個月（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累計達到135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30億美元，增幅達116%。
CRFB預測，若相關政策持續至特朗普第二任期結束，關稅將帶來1.3萬億美元的凈新收入，到2034年這一數字或可擴大至2.8萬億美元。
然而，關稅帶來的顯著財政增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快速攀升的政府醫療保障成本所抵消。本財年至今（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主要醫療項目支出同比增長10%，達到1.557萬億美元，增加額為1410億美元。同時，作為最大單項支出的社會保障養老金，同期也同比增長了9%，增加1080億美元，總額達到1.368萬億美元。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預算模型負責人肯特·斯梅特斯指出，關稅對聯邦債務的減輕作用或僅是微弱的。
分析指出，盡管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在今年6月曾發布報告，預測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在未來十年內減少2.8萬億美元赤字，但現實情況表明，關稅收入的增長對于填補龐大的財政缺口仍是杯水車薪。加之特朗普政府多次調整關稅稅率，且部分關稅作為“經濟緊急狀態”措施正面臨美國法院的上訴審理，相關收入預估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其長期財政效益并不穩固。
降息分歧大
面對日益嚴峻的債務和赤字壓力，特朗普將矛頭直接指向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他多次強調，為了“節省支出”并減輕利息負擔，美聯儲必須降息，并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降息不夠積極”，政策反應滯后于經濟需要。然而，鮑威爾始終維持利率不變。
8月12日，特朗普再度公開指責鮑威爾“總是行動遲緩”，稱其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并要求立即降息，甚至威脅就美聯儲總部大樓翻修成本超支問題對鮑威爾提起訴訟。
次日，他又表示，可能會“稍微提前”任命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并透露已將人選范圍縮小至三四位，以接替鮑威爾。
此前不久，特朗普宣布提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接替辭職的美聯儲理事庫格勒。如果提名獲得參議院確認，米蘭將任職至2026年1月31日。特朗普同時表示，仍將繼續物色長期人選以填補該職位。
1984年出生的米蘭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被視為特朗普經濟戰略的“總設計師”。他主導的“海湖莊園協議”被外界視為1985年“廣場協議”的翻版，旨在推動美元貶值，提升美國出口競爭力。
分析人士指出，米蘭的提名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權力“置換”。白宮賦予其“臨時身份”，既可避免國會的強烈抵制，又能讓其進入美聯儲內部，逐步削弱鮑威爾的影響力。
米蘭的政策立場與特朗普高度一致。作為弱美元政策的擁護者，他傾向于維持低利率，并認為在全球其他央行利率高于美聯儲的情況下，較低的利率將推動美元走軟。這與特朗普要求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3個百分點的主張高度契合。
目前，美聯儲內部在是否降息的問題上分歧明顯。以鮑威爾為首的“鷹派”擔憂關稅可能推高通脹，“鴿派”則認為就業市場疲軟需要貨幣寬松。
在7月的議息會議上，美聯儲理事沃勒與鮑曼投票支持降息，反對鮑威爾及多數委員的立場。這是自1993年以來，美聯儲首次出現兩位理事在政策投票中同時持不同意見。
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則進一步加大了市場對9月降息的預期。北京時間8月12日晚，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2.7%，與前值持平，低于市場預期的2.8%；環比上漲0.2%，符合預期且較前值0.3%有所放緩。
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顯露降溫跡象。7月非農就業人數僅增加7.3萬，遠低于市場預期的10萬，且5月和6月的新增就業人數合計被大幅下修25.8萬個崗位，失業率升至4.2%。在疲弱就業數據公布后，特朗普迅速解雇勞工統計局局長，引發外界對官方數據公信力的質疑，并加劇了市場對美國陷入“滯脹”的擔憂。
景順亞太區全球市場策略師趙耀庭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鮑威爾在7月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其采取觀望態度是合理的，但此次溫和的通脹數據，結合疲弱的就業報告數據，為放寬貨幣政策提供了支持依據。
在數據與政治信號的雙重推動下，市場降息預期迅速升溫。
芝商所的“美聯儲觀察”工具顯示，美聯儲在9月降息25個基點的概率高達90.1%，到10月累計降息50個基點的概率為62.5%。
掉期交易數據則顯示，投資者押注美聯儲今年年底前將進行兩次25個基點的降息，部分投資者甚至預期9月將一次性降息50個基點。受降息預期推動，美債收益率已跌至4月底以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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