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至27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是歐盟對內部政治重構與歐美戰略失衡的直接回應。北約峰會的結果證明，歐盟不得不在傳統盟友關系破裂、區域安全環境惡化以及對外經濟摩擦加劇的三重壓力下，重新評估其對內治理能力與對外行動邏輯。
隨著7月9日歐美貿易談判“大限”將至，久拖未決的關稅爭端是本次峰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目前雙方分歧依然較大，即使能夠按期達成協議，今后在執行層面仍將面臨不少阻礙。同時，歐美之間的分歧也進一步暴露出歐盟內部矛盾突出，歐盟想要形成新的政治合力正變得愈發困難。
過去幾周，歐盟和美國已就關稅問題開展多輪談判。為避免貿易戰升級，歐盟先前提出相互取消工業品關稅提議，而美方并不買賬。目前，歐盟仍希望通過購買更多美國天然氣、武器、農產品以及降低汽車關稅等措施來減少對美貿易順差。然而，美國一再對歐洲的增值稅、數字服務法規、食品和環保標準等表示強烈不滿，希望利用談判繼續施壓歐盟讓步。美國政府在談判中的強硬立場讓歐盟眼下面臨兩難抉擇：是在接下來的兩周內簽下速成協議，還是冒著長期貿易戰風險，等待一個更優的結果。而這種拖延的風險在于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以貿易“敵對”為由，重新審視美國對歐洲防務的承諾。
在關鍵時刻，德國與法國在應對美方關稅要求上的不同立場，進一步暴露了歐盟的分裂狀態。
德國總理默茨是支持速簽協議的主要聲音之一。他主張盡快與美國達成技術性協議，以穩住出口市場與產業預期。德國工業結構對美依賴度高，尤其是在機械制造、汽車與精密醫療設備等領域，若無法及時化解關稅風險，勢必沖擊德國國內就業與增長預期。因此，德國強調采取“快速、簡潔”的解決方式，希望將關稅問題從政治對抗中抽離出來，回歸經濟層面。這一立場背后體現的是德國目前對跨大西洋關系的基本判斷：與其與美公開對抗，不如通過機制性妥協穩固貿易框架，以換取市場穩定。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法國政府較為鮮明的抵制立場。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法國希望達成一個“快速、務實”的貿易協議，但不會接受不平衡的條款。他曾多次強調，美國單方面加稅破壞了全球公平貿易的基本原則，歐盟必須以對等的方式予以回應，否則將在未來的貿易關系中長期處于被動地位。法國主張通過新的機制對美施壓，保護本地產業與貿易規則的權威性。于法國而言，這不僅是貿易問題，更考驗歐盟能否保護其經濟主權。
德法不同的戰略選擇反映了歐洲在當前國際秩序重構過程中的根本困境。美國日益傾向于將關稅作為收割其他國家的工具，而一些歐盟成員國出于自身利益，希望通過妥協的方式回避這一問題，另一些仍試圖維系所謂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舊的貿易秩序，這兩種路徑都無法為歐美關稅談判提供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一方面，即使歐盟在關稅數值、配額安排等方面作出暫時性讓步，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談判結構的非對稱性現狀；另一方面，以強硬的態度回應美國，也有使貿易戰進一步白熱化的風險。
貿易、科技與防務問題上的分歧持續深化，使得跨大西洋關系的深層矛盾逐步浮出水面。歐盟內部的復雜性意味著其既無法徹底與美國“脫鉤”，也不能完全讓步，只能在制度承諾與現實利益之間反復試探，這種反復本身即構成了對跨大西洋共識的根本侵蝕。歐盟雖仍在言辭上維護跨大西洋同盟，但在推進防務自主化，以及在關稅問題上的不安表現，表明其對美國政策的依賴正被新的政治現實削弱，轉而走向“戰略模糊”的姿態。
回望本次北約峰會和歐盟峰會不難發現，雖然歐盟表面仍以“團結”“防御”“對話”構建了一個理想化的共識圖景，但其內核已明顯發生偏移：歐盟既不愿與美國徹底決裂，又無法維系舊有同盟體系的完整性。德法在關稅議題上的分歧，只是這一偏移狀態在政策層面的具體表現。可以預見，即使在關稅談判“大限”到來時雙方能夠達成某種臨時協議，也不過是將問題擱置，未來仍將上演反復談判與妥協的戲碼。短期合作所能帶來的只是表面穩定，而真正的信任缺失、利益分化與制度失衡，正逐步蠶食跨大西洋同盟的實際意義。
此外，歐盟內部在決策機制上的碎片化也令其在對美談判中難以形成統一戰線。不同成員國在對美貿易依賴程度、國內政治結構與產業導向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內部差異意味著歐盟無法快速聚合談判立場。對一些中東歐國家而言，美國不僅是重要的貿易伙伴，更是安全領域的絕對支柱；而對南歐國家而言，農業與制造業補貼的保護遠比“反制”更具現實意義。這些國家內部結構性的差異化，進一步壓縮了歐盟在外部博弈中的回旋余地。就其本質而言，歐盟此刻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在內外秩序重構中，尋找到新的戰略坐標。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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