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美國政府以所謂“對等關稅”挑起針對全球范圍的貿易戰，一個主要借口就是要打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振“美國制造”。然而，打破產業鏈供應鏈與重振“美國制造”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嗎？即便在關稅大棒的“敲擊”下制造業企業愿意向美國轉移，當今的美國能接得住嗎？
至少在不少美國高校學生看來，這個問題一點也不難回答——美國制造業真接不住所謂的“回流”。比如有攻讀設計專業的學生就吐槽：“原以為設計最大的挑戰來自創意與技術，萬萬沒想到，真正讓人精疲力竭的卻是制造本身。”
美國的設計專業非常注重學生的實踐能力，幾乎每個項目都需要學生下車間進行實際制作。但由于不少學校的設備有限，學生們經常需要到校外尋找合作的制造廠家。如果學生就讀的學校恰巧在制造業相對發達的州，情況或許會好一些，但如果在其他州，就只能是一聲嘆息了。
一名中國留學生就完整經歷了這樣一輪十分無奈的體驗。
這名中國留學生的畢業設計是一把椅子，主要材料是厚度為0.25英寸的鋁板，工藝上只需要完成精確切割和后期的彎折處理。
“搜遍了全州的地圖，只找到了零星幾家金屬制造商。逐一聯系的結果是，只有一家可以完成鋁板的切割與彎折，但無法提供粉末涂漆工藝，需另尋第三方處理；還有一家的切割方式為手工操作，切口邊緣較為粗糙，后期需大量人工拋光。”這名留學生說，自己經歷了不少周折，才最終找到了一家“自稱能夠完成全部工序的制造商”。
不過，這名留學生的煩惱才剛剛開始：為確保成品能達到設計標準，這名留學生先是提出了在關鍵節點前到現場確認工藝效果的請求，卻被對方以工廠不對外開放為由拒絕了。到了報價環節，工廠又開出了高達2400美元的收費標準，遠高于全球行業平均水平。而對方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并不僅僅因為當地高昂的人工成本，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周邊再也找不到一家能提供“全流程工藝”的加工企業。
1個月過去了，最終，這名留學生終于見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畢業設計：椅子表面的黑色漆面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麻點，凹凸不平，質感粗糙得令人震驚；椅腿與靠背之間有一道“粗壯的”、未經打磨處理的焊縫，突兀又丑陋；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椅子的扶手，一個是傾斜的，另一個則是彎曲的；椅子4條腿的角度不一，其中1條竟然比預設角度偏了差不多10度，導致整把椅子比例嚴重失調，完全失去了設計的平衡感與秩序感。
對方似乎也看出了設計者的極度失望，立刻為自己辯解：“這點錢只能得到這樣的‘成果’，如果想做得和模型里一樣，得花上萬美元。”
一頭撞上南墻后，這名留學生果斷“回頭”，通過網絡聯系了一名中國金屬加工商。不出一個星期，作品便成型了。商家發來的局部細節照片顯示，成品嚴格按照設計稿制作，準確表達了作者的設計初衷，成本也大大低于美國制造。
這種差異的背后，不僅僅是勞動力成本的差別，更是制造體系的懸殊。今天的中國早已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還擁有傲視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任何一個零部件、任何一種工藝流程都能快速匹配到相應的廠家。反觀美國，不僅工業體系有所缺失，而且各個環節大多是分散、割裂的，“驅車數公里只為買個螺絲”并不是笑話。
英國《經濟學人》不久前刊發了一篇題為《重振“美國制造”夢想面臨多重挑戰》的文章。文章系統梳理了美國重振制造業的諸多難點，指出勞動力短缺、工廠建設困難、基礎設施陳舊等問題交織，疊加移民、關稅等政策掣肘，大大提高了美國重振制造業的難度。
在勞動力方面，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是越南工人的近6倍，但這樣的工資水平仍無法吸引足夠多的美國人投身制造業。美國普查局最新調查顯示，20%的美國工廠表示，勞動力供應不足導致這些工廠無法滿負荷運轉。同時，美國缺乏熟練技術工人，工業機器人數量低于韓國等國家，想靠使用機器人來實現制造業回流同樣長路漫漫。
在工廠建設成本方面，受通脹等因素影響，過去4年美國工廠建設年化支出翻了一番。與此同時，美國現有工廠老化嚴重。全美約5萬家工廠中有一半以上已建成30年以上。
在基礎設施方面，美國大部分電網建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已達到或接近使用壽命，尋求接入電網的工廠或將面臨數年拖延。同時，美國三分之一的橋梁需翻新或維修，這與東亞地區普遍便捷的交通網絡有巨大差距。
然而，美國政府不但沒有解決這些阻礙制造業重振的問題，其相關政策反而令美國制造業雪上加霜：高額的關稅令原材料、零部件、機器等成本增加。關稅政策的反復無常讓許多企業對投資制造業采取觀望態度。
美國制造業曾是全球的驕傲，其巔峰期出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資料顯示，1953年，美國國內制造業產值（不包括海外美國企業）達到全球的28.3%，占本國GDP的28%，形成了底特律汽車城、匹茲堡鋼鐵帶等多個產業集群。
但這些成績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前提條件：第一，戰后全球格局賦予的領先優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本土并未遭受嚴重損失，而歐洲和亞洲工業體系卻幾近崩潰。此時的美國既是“世界工廠”，也是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受益國。第二，技術創新與產業集群效應。比如，通用、福特、克萊斯勒“底特律三巨頭”引領汽車工業標準化與流水線作業；匹茲堡及五大湖區的鋼鐵、化工產業，憑借電爐煉鋼、高分子化學等里程碑式創新牢牢占據全球市場。第三，產業配套完備。整個二十世紀中葉，美國一直將各級稅收中的很大部分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中，遍布全國的州際公路網以及至今仍極具吸引力的美國教育體系，基本都是在那個時代成型的。
不過，隨著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復蘇，美國制造業遇到了強大的挑戰。至1980年前后，日本汽車業單位勞動力成本已經較美國低37%，對美國汽車產業形成了明顯的成本擠壓效應。也幾乎在同一時期，不少美國大型企業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
更進一步的打擊發生在產業升級方面。當時，日本、韓國及歐洲企業開始廣泛引進自動化設備，并對相關技術設備進行升級改造。在這一輪技術較量中，美國制造業中除了個別產業跟上了腳步，其他大多數產業顯然慢了不止一兩步。
與此幾乎同步發生的是，美國金融業開始蓬勃興盛。得益于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美元的霸權地位，加上“以股東回報最大化為導向的公司治理”逐漸取代“利潤/工資模式”，美國產業結構逐步開始脫實向虛，制造業的核心優勢地位不再。
歷史的巨輪從不會屈從于個人的意志，更不會因為一個愿景、一句口號而逆轉。曾經作為美國經濟支柱的制造業，已經從舞臺正中心退場，想要重回C位，僅靠關稅這“一招鮮”怕是遠遠不夠。
或許，《經濟學人》上那篇文章已經作出了評判：“美國政府低估了促進制造業回流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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